1、否定軍委主席的領導,就是否認黨的領導。毛澤東歷來高度重視,他親自創建,親自統帥指揮的,這支軍隊和整個國防建設;毛澤東作為中國**軍事委員會主席,也毫無疑問是名正言順的三軍統帥。可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竟然多次公開講話:“現在的軍隊是國家的,不能只說在哪一個人領導之下。”這樣公然否定黨對軍隊的領導,鼓吹國家軍隊;這樣公然否定軍委主席對軍隊的統帥權,這都是觸動軍隊建設和國防建設的根本,甚至都是動搖國之根本,都是國之大忌!
而且,彭老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在軍隊建設的一些重大決策上,客氣點說,是對毛澤東的請示不夠,或請示不及時,嚴重點說,就是將毛澤東的軍委主席置于虛設,就是藐視軍隊統帥的行為。
2、鼓吹“軍隊國家化”,就是改變人民軍隊性質。彭總講:“現在的軍隊是國家的,不能只說在哪一個人領導之下。”就是歷史發展到了今天,軍隊能國家化嗎?就是這話拿到今天來講,不是國之大忌,不遭到全黨討伐?因毛澤東給人民軍隊定下的性質是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這支軍隊的根本任務是戰斗隊、工作隊、生產隊。改變這個軍隊的性質,搞軍隊國家化這還得了。
四、不該以反復請辭國防部長要挾
1、“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在一些重大的、原則性的、根本性的問題上,毛澤東不僅得到不彭總的配合支持,反而被每每作梗,每每被亂放大炮。當時,毛澤東已成為黨內少數派了,對權重位高的彭總,對越來越難駕馭的彭總,對如此這般桀驁不馴的彭總,毛澤東一忍再忍。毛澤東后來批彭老總“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指的就是這一段時期,絕不是空穴來風。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提出“要準備對付黨的分裂”,就是針對彭說的。
2、毛澤東不得不提議林彪“出山”。毛澤東這樣的中華民族的第一偉人,雖一忍再忍,但絕不會永遠忍氣吞聲,他該有動作了。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八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提議養病幾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總之上。假設:當年,如果彭總不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而是積極配合,毛澤東還能提議養病幾年的林彪出山嗎?歷史上林彪還能成接班人嗎?可歷史就是歷史,假設根本不存在。
3、彭總上書請辭國防部長要挾。毛澤東提議林彪出山,這讓彭老總處于一個尷尬地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擔任國防部長。6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開常委會,當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因“反冒進”受到毛嚴厲批評的周恩來提出辭去總理職務,彭提出辭去國防部長職務。政治局常委討論后,決定“他們應當繼續擔任現在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情況不同的是,周恩來是被迫提出的,彭德懷是主動提出的。這使毛澤東感到彭老總是在以辭職對他表示不滿,是向他要挾。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彭老總再次向毛澤東提出不再擔任下一屆國防部長時,毛澤東嚴厲地說:“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還不夠嗎?”彭“噤然,無語”。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像這樣屢屢以辭職要挾毛澤東的,彭老總可謂第一人。想想毛澤東是何許人也,他曾多少次“反潮流”,無數次以一人敵天下,無數次以一人挽狂瀾,無數次以一人扭乾坤,他可曾是能被要挾之人?
五、不該動則就在會議上頂撞主席罵娘
盡管彭德懷胸懷坦蕩,可他每每帶頭提出的一些做法,那都是動搖黨和國家及軍隊的根本,試想一下,若不是毛澤東對彭老總的了解、信任、偏愛、倚重,毛澤東何以一容再容,一忍再忍?
1、無所顧忌的當面罵毛主席的娘。彭德懷經常在政治局會議上和毛澤東發生頂撞,甚至無所顧忌的當面罵毛主席的娘,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不是少見,而是絕無僅有。“廬山會議”上,毛主席說:“你罵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還要怎么樣了?”彭德懷嚯的一下子站起來說了一句話:“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還不行?”細想想,現在哪位領導,哪級領導,能有毛主席的雅量,能長時期的容忍彭老總在開會中頂撞罵娘。試問:劉*奇能容忍嗎?江*民能容忍嗎?胡*濤能容忍嗎?
2、彭總沒體會到毛澤東的“為你好”。以致一次毛澤東在批評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工作時,突然話題一轉,對在場的彭老總說:“彭德懷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為我批評過你。批評你是為你好,我沒有偏心。”還說:“你彭德懷是一貫反對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紀大了,要辦后事,也是為了挽救你。”
可惜彭總還是沒有聽進去,還是沒體會到毛澤東的“為你好”,到底是為什么好,好在哪里,該怎么“兩好嘎一好”?而從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政黨、領袖的學說來看,維護黨的領袖十分重要!
六、不該我行我素的無所顧忌
論語講:“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這“三畏”的合理性且不說,但它至少說明了一點,人要有所懼。“有所懼”是社會的要求,是由人的社會性決定的。依托社會生存的“人”,不能隨心所欲。人要忘乎所以,那是要摔跟頭,倒大霉的。對此,恩格斯曾專門寫了一篇經典文章《論權威》,這篇文章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科學地闡明了權威的實質和作用。
毛澤東向黨內高級干部中,發出像對彭老總“人不犯我”這種警告,那是極為少見,也是令人震驚的。說明毛澤東對彭老總的成見已經非常嚴重,彭老總應該感覺到政治上的危險,應該有所反思,應該有所收斂。但彭老總卻莫名其妙的問別人:主席為什么老敲打他?
時任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大將回憶:“有一次,主席對彭開玩笑似地說:‘老總,咱們定個協議,我死以后,你別造反,行不行?’可見主席對彭總顧忌之深。而彭總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
平時,彭總喜歡和警衛員下象棋,有幾次毛主席派人催他來開會,他仍在棋盤上一爭高低。這樣的情況,在現在的中央政治局誰敢?主掌軍權,又如此無所顧忌的行事,難免有越軌的放肆言行,即使沒有居功自傲和野心,也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尾大不掉”。
七、不該在廬山會議上書
“廬山會議”上書,似乎是彭老總發揚黨內民主,為民“鼓與呼”,可彭老總在這件事,有沒有值得反思的地方?1959年的“廬山會議”,包括兩次重要會議:7月2日至8月1日在江西省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2日至16日舉行的八屆八中全會。“廬山會議”是否錯批了彭德懷且不論。但從彭德懷上書本身來看,至少有九個不妥。
一是寫信的時間不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是在原定的“廬山會議”結束的前一天晚上,會議即刻就要結束了,此時寫信時機不妥,而且,會議主題本身就是糾“左”,廬山會議初次安排到15日結束,到14日會議進程是順利的,對糾正“左”的錯誤,也都取得了共識,也算達到了預期目的。可彭德懷上書到底要干啥?這始終是個謎。
二是反映的問題不妥。彭德懷信中提出的問題,沒一個新問題。為了糾正五八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中出現的左問題,毛澤東從五八年十月份起到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之前,九個月內接連不斷地召開了五次會議。毛澤東曾不解的問:這提出的問題,哪一個我沒做過檢查?而且,在兩次“鄭州會議”,既,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集部分中央領導和部分地方領導參加的會議,1959年2月27日至3月5在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已經大力反“左”,在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甚至毛澤東在鄭州會議都做過檢討。(試問:改開35年,我們出了多少問題,哪一個中共的領導,做過一句自我批評?)毛主席還問彭德懷:“有意見,為什么不在鄭州會議上提出來?不在成都會議上提出來?廬山會議快結束了,怕是沒有了機會,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戰書。”
三是提出反個人崇拜不妥。信中指出:“浮夸風、小高爐等等,都不過是表面現象;缺乏民主、個人崇拜,才是這一切弊病的根源。”小組會上,彭德懷曾極為言辭激烈的反對個人崇拜。現在寫信將反個人崇拜又端上來,這怎么能不讓毛澤東不聯想到他曾經就此問題的反復“放炮”,而彭德懷又扭住反個人崇拜說事,這實為不妥。
四是軍委負責人過多議政不妥。我們黨的領導體制是民主集中制下的分工負責制,彭德懷作為軍隊方面的主要負責人,理應重點議軍,可他無論在信中,還是在平時,偏偏對政治、經濟問題格外感興趣,發表了那么多意見,這似乎也不妥當。試問:彭總之后的中共軍界政治局委員、軍委負責人,有哪一位這樣熱心干政?有哪一位這樣熱衷經濟?
五是同會議主題沖突不妥。“廬山會議”原定議題就是繼續糾“左”,就是要糾正“左”的錯誤,會議沒一點緊張氣氛,大家稱為“神仙會”。黨的會議絕不準臨時動議,這是紀律,可彭德懷又扯出深究個人崇拜,這個議題與會議主題沖突不妥。
六是由彭德懷寫信不妥。彭德懷寫那封信本身沒什么太大問題,但關鍵是誰寫的。如果旁人所寫,或許毛不會看得太嚴重。但毛與彭之間積累的事情太多了,彭寫的這封信,很容易被聯想到一些嚴重的問題。
七是不聽招呼不妥。“守紀律,聽招呼”,這是政治紀律,也是“為臣”的本分。在“廬山會議”召開前,中央就讓朱老總和彭總打過招呼,讓他不要講話太隨意!可彭總仍置若罔聞,絲毫不引起注意。不僅沒有收斂,反越演越烈,不僅在小組會上發言:“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彭作為軍隊主要負責人說這個話,嚴重刺激了毛澤東。毛歷來最重視軍隊,毛后來批彭時講:“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彭總不僅在小組會上發言“炮聲”隆隆,還要單獨上書,這似乎不妥。
八是所處的環境不妥。在“廬山會議”曾發生一個插曲,當時,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一些湖南籍要員晚間聚會,被羅瑞卿看到了,報告了主席。而就在這次聚會閑聊中,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大罵毛澤東是斯大林。當時,讓黃克誠給制止住,并讓都回各屋睡覺。原本以為就過去了,可參加這個聚會中,有一個曾當過毛澤東的秘書,他后來主動找到主席,跪在地上哭著向毛主席“坦白”了。這無疑加劇了彭德懷上書的復雜性。后來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所謂“反黨集團”,和這次聚會不無關聯。
九是拒不交流不妥。即使如此,毛澤東這樣“閑庭信步”的偉人,也沒大驚小怪。毛澤東當時沒有表態,只給信起了個名字:《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與會全體同志討論(現在哪位領導有此雅量,將反對自己的信批示中央討論)。對彭德懷的上書,毛澤東并沒主張其他什么,毛澤東還派曾希圣去做彭德懷的工作,也談崩了。“廬山會議”第二階段結束的前一天,毛還安排聶、葉兩位老帥做彭的工作。
7月31日,“廬山會議”第二階段的結束會議,彭做最后一排先走,又折回來拿東西,和中央領導集體走個對面。毛停下來,和氣地和彭打招呼:“彭總,我們談談吧?”彭一邊走一邊把手一甩,說:“有什么好談的?沒什么好談的!”毛澤東仍很客氣:“沒關系嘛,我們有不同意見可以坐下來談談嘛!”彭:“沒什么好談的!”
“廬山會議”轉成八屆八中全會。彭甩手而去,激起眾怒,劉*奇、鄧*平等強烈要求會議延期,解決彭德懷的問題,這才有了八屆八中全會,這才有了后來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但全會決定只撤銷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4人分別擔任的國防部長、總參謀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保留他們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以觀后效。
八、不該將冒進等問題都歸咎一人
搞“大躍進”時,毛澤東已退居二線,將主要精力用在研究哲學和世界局勢方面,實際主持工作的是劉鄧。毛澤東對當時搞浮夸冒進很不感冒。1958年8月13日,他去天津新意村參觀稻田,有關領導匯報說,畝產可達10萬斤,毛澤東聽后搖頭撇嘴。毛澤東說:不可能的事。他指著一位領導說,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是“放大炮”。《人民日報》曾登過一幅5個小女娃站在稻秧上的照片,毛澤東搖頭風趣地說:“娃娃,下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呢?”又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么!”毛澤東到湖北省,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有一塊實驗地,水稻畝產上萬斤。毛澤東搖頭說他不相信。外國朋友問毛澤東,畝產萬斤糧的奇跡是怎么產生的,他一笑置之,說: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38頁-139頁)。
1959年4月,毛澤東致六級干部的一封信中特別強調: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盡管毛澤東沒在一線領導工作,但毛澤東卻沒有推諉過失,獨自承擔了責任,不僅反復做檢討,且在“七千人大會”鞠躬“謝罪”,并講大家如不原諒,就不起身。贏得熱烈掌聲!這是大品德、大擔當。彭老總只盯著毛澤東一人發難,這至少有失公允。
九、不該平時工作作風粗暴
彭老總在軍隊的嚴厲和喜歡罵人,眾所周知。1957年8月在山西某地視察彈藥庫區建設時,看到庫區過于暴露,庫間距離過密,樹木很少時,大發脾氣,要追究庫區建設的領導者、設計者和審批者的責任。秘書和陪同領導都很緊張,誰也說不清這件事的原委,1958年9月到東北白城子靶場視察,看到蘇聯專家設計的鋼筋水泥橫梁和立柱,又怒氣沖沖,大發脾氣,指責這是典型的浪費工程,說我們的干部不動腦筋,聽任蘇聯專家擺布。其實,這樣設計是為防止彈片彈射,也不無道理,在場干部一個個嚇的不敢吭聲。就是高級將領,也免不了挨訓。所以,彭與同事和下級的關系都很緊張。
以致廬山會議后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將帥們群起而攻之,彭顯得非常孤立。**在批判彭的講話中說:“這個人非常英雄主義,非常驕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對人沒有平等態度。不但對他的下級像兒子一樣隨便罵,就是對上級,也很不尊重,可以說是傲上慢下。”**的這段批判發言,也不無道理。聶榮臻在8月3日的小組會上,介紹了勸說彭德懷時的情況說:“我們都提到他的桀驁不馴。劍英同志說:毛澤東同志健在時,你就這樣,將來黨內誰管得了你?劍英同志說時,都激動得掉淚了。”
無論如何,彭老總最后遭奸佞迫害致死,這是令人痛斷肝腸的,但彭老總的“九不應該”,就不能給人一點啟示?
(作為毛澤東也沒忘記這位老戰友,1965年秋,毛澤東在中南海最后一次接見彭德懷,對其講:“真理也許在你那邊”,“我過去反對彭德懷同志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誠意的。”,讓其擔任西南三線建設副總指揮,也是想在挫挫他的桀驁之氣后,鋪墊彭總的復出,只不過歷史的發展又出現了很多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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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本篇博文,我的手是顫抖的。因為,我不敢傷害彭總半分,他是功勛卓著的革命元勛,他是燦如泰斗的先驅英烈,他是無數后人的高山仰止。但涉及到污蔑毛澤東這樣的大是大非,筆者就不能沉默。但本文只探討彭總性格中的一點悲劇。具體寫作中,筆者有三點體會和博友交流。
一是實事求是的評價歷史。世界上的事情是復雜的,是由諸多因素構成的。關于彭老總“廬山會議”被打入反黨集團,這樣一個中共黨史上的重大事件,絕不是毛澤東一時動怒,就隨意將其打入“冷宮”。我們在肯定錯誤對待彭老總的前提下,應實事求是的分析彭老總處理問題的言行,也有不妥之處。所有這些,都要依靠史實說話,都不能靠主觀臆測。在實事求是的分析史實中,筆者有了發現,《彭老總的“九不該”》,就是筆者獨自的研究成果!
二是全面汲取歷史的教訓。從“廬山會議”之后,經過了40多年的歲月洗練,有些事情能看得更為清楚。堅持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堅持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堅持中國**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等,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的,是保證江山不變顏色,保持國家穩定統一的根本。無論什么人物,無論懷什么樣良好的主觀愿望,都不能動搖黨之根本、國之根本、軍隊之根本。
三是用歷史去照亮未來。客觀的、多角度的、深入的、全面的評價歷史,才能讓歷史照亮未來。彭老總的悲劇,讓人不能不痛心的唏噓,但作為彭老總的性格悲劇,也是值得后人有所記取的,也是應該有所記取的,因為,這個代價實在太大了,我們不應該忽視。
筆者懷崇敬虔誠的心理,去評價那一代的領袖人物和將帥,絕對是高山仰止。對他們的分析,也絕不要從私人恩怨去思考,因他們沒有私怨,只有公心!無非是毛澤東看得更遠,他看到了中華民族遙遠的未來,而很多人沒有他看得那么遠!正如鳳凰臺采訪王光美如何看待當年談主席和少奇的恩怨,這位偉大的母親講:他們兩人之間,絕無個人恩怨。從現在看,主席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