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逝,風骨猶存。2016,許多人離我們遠去,他或她,曾傾一生之力,充盈并溫暖了我們每一個人、甚至一個國家。
1949年9月的一天,“克利夫蘭總統號”輪船一如往常,駛出舊金山港,船上的梁思禮,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啟超最小的兒子,剛從辛辛那提大學獲得自動控制專業博士學位,歸心似箭。
天津的碼頭上,闊別八年、白發蒼蒼、眼角噙淚的老母親伸出雙手來迎接梁思禮,正如飽受苦難的祖國張開雙臂,等待海外游子的歸來。
“我回來了,我母親說‘你回來了’,祖國也說‘你回來了’,我回來了(哽咽不已)……”
△梁思禮〔1924年8月24日-2016年4月14日〕
回國后,從第一顆原子彈、第一枚導彈、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到第一艘神舟飛船,梁思禮與第一代航天戰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創建起完整堅實的中國航天事業,使中國居世界航天強國之列。
梁啟超的遺傳,一個留在了他的臉上,一個種在了他的心里。
有人曾問梁思禮,你從你父親那里繼承下來最寶貴的東西是什么?
“愛國。”回憶中,梁思禮瞇起了眼睛:“‘愛國’這一課,我不曾落下半節。”
《梁思禮:愛國》
他,梁啟超的“老白鼻”。
也許是年齡最小,梁啟超格外疼愛他,給他取了昵稱“老白鼻”(“白鼻”即英語“Baby”的諧音)。在寫給海外孩子的信中,梁啟超說:“每天老白鼻總來攪局幾次,是我最好的休息。”
平時,梁啟超為了安靜地寫作,除了夫人和秘書以外,很少允許孩子們到書齋“飲冰室”去玩兒,但梁思禮卻是例外。兩歲的他每次看見父親要抽煙,立刻主動把煙,連同煙嘴、火柴和煙灰缸一同送到父親跟前,惹得梁啟超非常高興,以至于有兩三天見不到“老白鼻”,心里就想得慌。
△梁思禮童年
梁啟超曾對“老白鼻”說,自己準備60歲時推掉一切社會活動,集中精力親自教授梁思禮和其哥哥、姐姐。然而,父親“食言”了——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離世,那一年,“老白鼻”不滿5歲。
因“中國老受人欺負”,選擇“工業救國”之路。
為了省錢,他曾裹著大衣在零下40度的儲物室挨了一夜,險些凍死,也曾在罐頭廠靠著冷凍豌豆過了一個暑假,在餐廳端盤子,在游泳館當救生員……留學8年,梁思禮從未得到過家人接濟。
△圖/視覺中國
“那時我一直想走‘工業救國’之路,覺得中國老受人欺負,將來學一門工業技術,學成回國后為中國的建設出力就好了。”于是,他放棄了嘉爾頓的獎學金,改領每月微薄的盟國津貼,轉入以“工程師的搖籃”著稱的普渡大學改學電機工程。
1945年,梁思禮畢業獲得學士學位。當時有名的無線電公司RCA向他伸出橄欖枝,“要到美國公司工作的話,隨時可能被抽調去當兵,可我就是不愿給美國當兵,所以還是決定繼續上學。”就這樣,梁思禮在辛辛那提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
“他干的導彈是瞄準中國的,我干的導彈是保衛祖國的。”
在乘船歸國途中,聽到收音機里播音員介紹五星紅旗。當時他和同船的歸國人士想象不出是怎樣的“五星”,就找出一塊紅布來,把大五角星貼在紅布的中央,四個小星貼在四角,在這樣一面想象中的“五星紅旗”下慶祝。
△1949年9月23日,梁思禮在舊金山登上“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準備回國。
“我們這些熱愛祖國的歸國留學生心中暗暗發誓:要把一生奉獻給祖國,為改變她貧窮落后的面貌,為她的獨立、強盛、繁榮而奮斗。”在自述文集中,梁思禮如是描述自己的感受。
此時,他的同窗兼好友林樺,與他分道揚鑣,留在美國。幾十年后,林樺成了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學家,梁思禮成了航天部的總工程師。林樺住在西雅圖一個小島上的高級別墅,梁思禮住在普通的單元房里,工資只有他的百分之一。
△圖/視覺中國
有人問他對此有什么想法,梁思禮回答:“我那位同學研究出來的導彈,當時也許就瞄準中國;可我研究出的導彈,卻是保衛祖國。我為此非常自豪!”
“我以自己是第一代航天人自豪,從來不后悔!”
梁思禮回憶:“當時既無資料,也無儀器和導彈實物,除了錢學森外,誰都沒有見過導彈和火箭,簡直是兩手空空,一張白紙。但這是一顆生機勃勃的種子。”
正當梁思禮埋頭實驗時,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母親賣掉家中老宅攢下的積蓄,成了梁思禮被揭發有經濟問題的“證據”。“破四舊”運動波及到梁家。在特殊年代,“梁啟超之子”帶給梁思禮的不是榮耀和尊重,而是數不清的磨難……
△1956年11月與夫人麥秀瓊結婚合影。
有人為他的遭遇鳴不平:“如果你不是1949年回國,而是1979年回國,或許就能躲過這些災難和痛苦。”
“我當初就是要在新中國成立之際回家,建設百廢待興的祖國!我以自己是第一代航天人自豪,從來不后悔!對于如今還在海外留學的人,我想說:‘是好樣的,就要學成回國。’”
“人必真有愛國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
1962年3月21日這天風特別大,9時5分,“東風二號”點火發射,起飛幾秒鐘后,“導彈像喝醉了酒似的搖搖晃晃,頭部還冒白煙,最后落在了發射陣地前300米的地方。因為里面的推進劑裝得滿滿的,導彈落地后炸起了一個蘑菇云,地面砸出了一個直徑20多米的大坑。”望著深深的大坑,梁思禮心痛萬分,幾天吃不下飯。這一場景在他的演講、報告中被重復了上百次,失敗的記憶永遠要比成功來得痛切。
盼望著這次試驗能夠凱旋,他曾與快分娩的妻子麥秀瓊立下約定:“若生男取名‘梁凱’,若生女取名‘梁旋’。”試驗雖然失敗了,但他仍給女兒起名“梁旋”,且重新踏上研發征程。兩年時間,設計了很多方案,做了無數試驗。修改設計后的導彈“東風二號”,在1964年6月29日終于發射成功。
接下來,1967年,首批“東風二號”戰斗彈抽檢三發考核飛行試驗,其中兩發發射后連翻幾個跟頭落地;1974年,長征二號發射返回式衛星失敗,原因是穩定系統的速率陀螺的輸出電纜中斷了一根導線……也正是這部“失敗者之書”,成就了之后的長征二號系列運載火箭的一次又一次成功,更成就了梁思禮開創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學”的問世。
在解決航天的可靠性問題上,梁思禮提出“十倍理論”,意思是在概念設計階段,花一塊錢能解決的問題;拖到方案設計階段,就要花10元錢才能解決;到了出樣階段,要花100元錢……
△神舟五號發射成功后,梁思禮與航天員合影。
1983年,梁思禮進軍計算機輔助設計領域。在他的大力倡導下,可靠性的工作由硬件拓展到軟件。事實證明,梁思禮倡導的軟件工程化,對載人航天起到很大作用。神舟五號一直到神舟十號的可靠性、安全性達到了近60年來研制的所有型號從未達到的高度。
一生踐一諾。
退居二線后,梁思禮也未遠離“戰場”,而是重新站上講臺,將航天的火種傳給下一代。
普渡大學模擬電網實驗室里做實驗的梁思禮,五院里夜夜鏖戰的梁思禮,酒泉發射基地里做著發射前最后檢查的梁思禮,躺在病床上跟著圓舞曲打拍子的梁思禮……在每一個節點,梁思禮眸子里不變的熱情抵御著時間的輪番攻擊。
2016年4月14日,時間帶走了“老白鼻”,卻始終未撼動他的初心——在對中國航天不倦的追索中,愛國。
“人生并不是短短的一支蠟燭,而是由我們暫時拿著的一支火炬。我們一定要把它燃燒得十分光明燦爛,然后把它交給后一代人們。”——梁思禮最喜歡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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