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通過視頻祝賀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他在致辭中表示：假如我年輕的話，我一定會加入他們的隊伍。“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所民辦的、含理工生命等多個學科的小型、綜合性、劍指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院。”清華大學副校長、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院長施一公說：“她寄托著社會各界的厚望，承載著一代人的夢想。”

清華大學副校長、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院長施一公

2015年3月11日，施一公、陳十一、潘建偉、饒毅、錢穎一、張輝、王堅等七位西湖大學倡議人正式向中國國家領導人提交《關于試點創建新型民辦研究性的大學的建議》并獲得支持。2015年12月1日，西湖大學正式在杭州注冊成立。
西湖大學組建四個研究所，其中，生物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施一公領銜生物學研究所，神經生物學家、北京大學理學部主任饒毅領銜基礎醫學研究所，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潘建偉領銜理學研究所，力學家、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十一領銜前沿技術研究所。
西湖大學已完成2次全球招聘，四個研究所由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及其他頂尖人才領銜，預計將有200名教授，近2000名科研人員，在相關領域開展科學研究和博士生培養。
以下是施一公的故事：
施一公，1967年出生在河南鄭州小郭莊。1984年畢業于河南省實驗中學，并獲全國高中數學聯賽一等獎（河南省第一名），保送至清華大學生物科學與技術系。施一公成為清華大學生物系復系后的首屆本科生。
清華園里的施一公學習成績年年名列全年級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績提前一年畢業。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課程的同時，他還獲得了數學系的學士學位。
1995年獲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學位，隨后在美國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進行博士后研究。他成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施一公的妻子也是清華大學生物系的本科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他們有一對龍鳳胎兒女。
2008年，美國著名的馬里蘭州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 ，向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家、美藉華人施一公頒發了1000萬美元的科研資助。當時，從事細胞研究的施一公，在癌癥治療的研究上開展了一條新的研究路線。他的實驗室占據了整個大樓的一整層，并獲得每年二百萬美元的研究經費。
但讓美國人震驚的是，加入美國國藉、在美國居住18年之久的施一公，宣布放棄在美國擁有的一切，返回中國繼續進行科學研究。為此，他回絕了美國人千萬美元的研究經費，辭去了普林斯頓大學的職務。
施一公回國后，任職北京清華大學生命科學與醫學研究院副院長。現在，他已成為了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清華大學副校長。施一公先生到底有多牛，很多人其實沒有太過直觀的印象。
通過Scopus數據庫分析一下施一公的主要論著，發現施一公先生這些年來總共發表了167篇重量級論文，而其中發表在《Nature》、《Science》、《Cell》、《PNAS》和《Nature子刊》等全球最頂尖期刊上的頂尖論文就高達76篇。（青塔）
施一公先生2008年全職回國后，以清華大學為第一單位發表的論文就高達60篇。
最后，附上兩篇演講：

【施一公演講：不應該鼓勵科學家創業！】

我在海外的時候，只要有人說我的祖國的壞話，我會拼命去爭論，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
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在晚宴的時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他很不屑一顧，我覺得很委屈、很憤懣，
但是我輕描淡寫的說了一句：不管怎么說，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實現了，你們在哪兒？但他回敬了一句，讓我說不出話。他說：施教授，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來。
在國內，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怎么發展，怎么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并形成一定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面。
首先我想講，大學是核心。中國的大學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華大學，學生從入學開始，就要接受“就業引導教育”。堂堂清華大學，都要引導學生去就業，都讓學生腦子里時時刻刻有一根弦叫就業，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里談就業。就業只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么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

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跟大學沒有直接關系。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培養國家棟梁和國家領袖的地方。
讓學生進去后就想就業，會造成什么結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鉆。
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國家出了大問題。

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后覺得心情很沉重。術業有專攻，我只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
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我們從領導到學校，從中央到地方，在鼓勵科技人員創辦企業，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咨詢的方式、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我想這個觀點是有很多爭議的，但是我篤信無疑。
我可以舉個例子，JosephGoldstein，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獲得1985年的諾貝爾獎獲。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輝瑞，現在非常富有，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他兩年之前在《科學》周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抨擊特別強調轉化。
他說轉化是來自于基礎研究，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的時候，如何能轉化。他說，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時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礎研究，轉化是水到渠成的，當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長。
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制藥史的過程，很有意思。
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跟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我問大家一句，你們認為我們的文化鼓勵創新嗎？我覺得不鼓勵，我們的文化鼓勵槍打出頭鳥，當有人在出頭的時候，比如像我這樣，特別是有人在攻擊我的時候，我覺得很多人在看笑話。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
什么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科學跟民主是兩個概念，科學從來不看少數服從多數，在科學上的創新是需要勇氣的。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后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的重視教育。他笑咪咪的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ShimonPeres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只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
我聽了以后嘆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我想我今天的意圖已經達到了，但我想說我并不是悲觀，其實我很樂觀，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尤其是過去兩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在這樣的大潮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實事求是的講出自己的觀點，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們的貢獻。
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