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4日12時20分，云南省西雙版納州景洪市景哈鄉中緬邊境的一條鄉村水泥路上停著輛越野車，兩名犯罪嫌疑人正準備交易毒品。

這是一起跨國武裝販毒案。

抓捕前哨悄悄發出信號。景洪市公安局禁毒大隊大隊長黃俊海和副大隊長李敬忠所在的指揮車迅速別到嫌疑人的越野車前，另一組警車緊緊堵住嫌疑人車尾。

一名嫌疑人倉皇跳車，逃向路邊橡膠林，黃俊海對著他逃跑的方向開了一槍。此時李敬忠已經沖向越野車后方。幾聲槍響，車外的嫌疑人消失在橡膠林里。黃俊海回過頭，發現李敬忠已經倒在地上。

子彈從一名躲在車后座的犯罪嫌疑人手中的槍射出，洞穿李敬忠的頸總動脈，擊碎了頸椎。

他的生命定格在32歲。

李敬忠

妻子

李敬忠家的擺設很簡單，電視、電視柜、冰箱和陽臺靠窗的電腦桌都用了9年。沙發是2010年和妻子小刀結婚時網購的，到現在仍看不出破損。

地上擺了一些小玩具，那是他們3歲的兒子小柏的。李敬忠的母親和繼父身體不好，妻子工作也忙，岳父母便將小柏接到了勐海縣打洛鎮一起生活。

打洛與緬甸接壤，是一個毒品由境外流入的重要通道，也是緝毒民警和毒販的主戰場。李敬忠經常前往打洛辦案，但出于對家人的保護，很少順道看孩子。

每周周末，岳父母帶著小柏乘坐近三個小時的車來景洪相聚。碰上周末有任務，李敬忠只能在視頻上看看小柏。

11月15日，妻子小刀坐在家中簡樸的客廳里，身上沒有一件首飾：

“我們的婚戒，敬忠只在婚禮時戴過一次。我問他，老公你怎么不戴婚戒，他說出去辦案戴著不方便，抓人什么的會弄到。后來我也就不戴。我發現我很多習慣都變得像他一樣，到后面我都不戴首飾。

“約了好長時間要一起去買婚戒，要去的時候，他突然接到任務又得出去了。那天我自己一個人把兩個人的婚戒買了回來。

“有時候半夜睡著，電話一響，我就開始著急，‘敬忠你是不是要出去？’他走我都會留他，起來拖著他的手，或者緊緊抱著他。

“他把我的手放開就走，說要去工作，其他的不會跟我解釋。

“誰給他打電話、發短信，從來不讓我介入，就跟你說‘有事’，隨時叫隨時走。早上七點半出門，一定要到晚上回來，中午下班能回來比過年還難。

“有次周末去他媽媽那邊，坐下來吃飯，電話一來，碗放下就走了。我就安慰媽媽，說媽不怕不怕，他出去會吃飯的，但其實我知道他經常吃不上飯。

“一有時間，敬忠就帶著我和孩子去花卉園玩，每次都重復去花卉園，但每次去都很開心。

“只要跟他一起，出去玩都像過年。

“（11月）4號前一晚，敬忠差不多十一點回到家，我說你今天回來還算早嘛。他經常很晚下班，我每天下班回來給他弄好飯菜，有時得等到十一二點他才回來吃。

第二天早上起來，我說老公你快起床，我開車送你上班。他說不用，等下同事會過來接。

“臨走時，他突然對我說，‘看見你在家我就安心了。’這不是他第一次說這樣的話。

“當時他躺在床上，說完這話后就轉過身去。因為上班快要遲到，我望了眼他的背影，沒說什么就走了。后來他一個住我們樓下的同事跟我講，那天他是和敬忠一起坐電梯下去的，執行任務的車直接把他接走了。”

李敬忠

行動

11月4日凌晨，經大量情報和線索分析，景洪市公安局禁毒大隊判斷，他們正在偵辦、跟蹤多日的一起跨國武裝販毒案的嫌疑人將于中午在景洪市景哈鄉中緬邊境交易毒品。

12點左右，禁毒大隊大隊長黃俊海和副大隊長李敬忠帶隊來到距毒販交易地點不遠的地方。

交易點停著一輛越野車，兩名犯罪嫌疑人坐在車里。方圓幾百米外，還有兩名可疑人員騎摩托車在外圍反復移動。

為免引起對方懷疑，民警們偽裝成當地普通村民。

交易點在鄉村水泥路的一個路口，不到200米外是勐灘河，河道窄，水不大時甚至可以趟水而過。過了勐灘河就是緬甸。一旦犯罪嫌疑人發現異常，從交易地點逃竄到緬甸只需30秒。

像這樣靠近邊境線的小路，僅在西雙版納就有幾百條。

據西雙版納州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常務副局長徐云介紹，西雙版納州因毗鄰世界兩大毒源地之一——“金三角”，長期面臨著毒品滲透、過境、集散、消費等多重壓力。全州32個鄉、鎮、街道辦事處，有15個鄉鎮接壤緬、老邊境，長達966.3公里的國境線，沒有天然屏障，被境內外毒販利用販毒入境、過境。

緝毒民警在“收網”前要做大量的跟蹤、排查、化裝偵查和線索分析工作，摸清對方詳細情況再制定行動計劃。

“但即使掌握了毒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情況，到了現場都會有變數。”在禁毒一線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民警老洪說，“所以邊境緝毒抓捕講究迅速、準確，要在第一時間控制住對方，不能給對方心理準備。遇到武裝販毒，必須力求在毒販使用武器前控制住對方。”

4日的抓捕現場，副大隊長李敬忠下達了行動命令。附近一百米左右有生產隊和民居，為避免危險升級，抓捕組必須迅速主動靠近并控制對方。

李敬忠迅速沖向毒品交易車輛。事后，云南省公安廳彈道痕跡檢驗專家復勘了案發現場，并結合案件調查相關證據，還原出當時的情況：

中槍后的李敬忠生命體征只有不到十秒。在生命的最后幾秒里，李敬忠本能地繼續往前猛沖3米，撲向車后門，這客觀上為身后的戰友擋住了持槍毒販的視線和子彈。此時對方的第二槍打出，擊中李敬忠伸向他的右手。李敬忠頭朝后倒在地上，鮮血噴濺到車上，也流在了地上。

抓捕行動結束后不久，小刀接到一個陌生電話：

“‘小刀，我是敬忠的教導員，我姓李。’他說敬忠在辦案子的時候被槍打到了，我腦袋就嘣的一下，‘打到哪里？’他說傷到脖子那個地方。‘人在哪里？’他說在景哈，叫我趕緊過去找他。我當時整個人已經軟了，家人趕緊開車送我過去。

“一路上我一直摸著自己的脖子，到底傷到哪里，應該能救回來吧？

“我當時已經預感不好。路上我問李教，敬忠到底怎么了。他就跟我講，救護車早已往景哈鄉醫院趕，我應該會在路上碰到回來的救護車。但是我一路都沒有看到趕回來的救護車。”

群眾為李敬忠送行。

戰友

李敬忠倒地后，在車后座開槍的嫌疑人下車準備逃跑，一名民警從他身后撲了上去，眾人一邊奪過他手中的槍，一邊死死將他摁翻在地。

一名參與該行動的民警說，在場所有人都有恨不得一槍把嫌疑人擊斃的心情，可只要能控制住對方，就必須克制開槍的沖動。

戰友把李敬忠抬上車，一路急趕送往最近的景哈鄉醫院，同時通知救護車往景哈鄉醫院趕。車上堆積的30包剛繳獲的毒品，有幾包已經被李敬忠的鮮血染紅。

從開始抓捕，到李敬忠倒地、抓住嫌疑人、繳獲毒品，再到開車撤離，前后不超過兩分鐘，而從邊境線到最近的景哈鄉醫院需要40分鐘。

送到景哈鄉醫院不久，急救醫生宣布李敬忠犧牲。

得知李敬忠去世的消息后，正在打洛鎮執行任務的柳軍立即和戰友開車趕往景哈。來到景哈鄉醫院時，他發現救護車停在那里沒有動，小刀正抱著躺在救護車里的李敬忠，李敬忠眼睛閉著，臉上、身上全都是血。

一名戰友要把毯子蓋在李敬忠臉上，小刀哭喊著“不許蓋，怎么可能這樣蓋？現在趕緊救他！怎么不給他打心電圖，怎么不給他吊針水？！怎么什么都不給他弄？！”她一直喊著“敬忠、敬忠”，想要把李敬忠喚醒。看到李敬忠的傷口仍在流血，她不相信李敬忠“沒有了”。

群眾為李敬忠送行。

自認為“平時挺有力量的”柳軍，那一瞬間覺得全身無力，“像筋被抽了”：

“我是2011年進入禁毒大隊的，比李敬忠晚一年。剛進來那年，我經常和李敬忠去查物流寄遞包裹。敬忠特別敏銳，我都不知道包裹里有東西，他鼻子一聞說有，讓我聞一下，聞不到。拆開看是專業機器包裝的食品罐子，和普通罐子一模一樣，打開看里面真有毒品。

“2014年3月6日，禁毒大隊接到線索，有一伙人在邊境進行毒品交易。線索的信息模糊，我和敬忠先去摸清對方的情況。敬忠安排一個兄弟騎摩托車跟蹤對方的摩托車，我們開車跟在那兄弟的摩托車后。

“車開到瀾滄江下游橄欖壩的渡口，嫌疑人騎摩托車上了輪船，敬忠也把車開到輪船上，下車坐在嫌疑人身旁。沒想到來了輛皮卡車，車上的人戴著白手套，把一箱箱的活性炭抬上車。

“后來敬忠說，‘怎么抬貨戴那么新的白手套？肯定有問題。’通常情況下，如果搬貨的手要接觸箱里的活性炭，手套不可能保持全新的白色；如果只搬箱子不接觸貨物，就不存在手臟的問題，也沒必要用全新的手套。他認為戴手套是為了避免在毒品上留下指紋。

“他打電話跟上級請示后，我們現場偵查人員把2個嫌疑人控制住了，當場查獲7箱毒品，凈重一百零幾公斤。

“2013年5月1日，敬忠通過排查和線索分析，一天之內破了3起萬克毒品案件，我們開玩笑說他是勞動節最勤勞的勞動者。我擅長獲取線索和化裝偵查，敬忠擅長組織協調和案情分析。我一直把敬忠當對手，現在敬忠犧牲了，我再也超越不了他。

“昨晚我夢見他，醒來睡不著了，在床上坐到天亮，第一次覺得到生命這么脆弱。從來就知道辦案很危險，有受傷、有犧牲，但真正發生在自己身邊，才真的非常震動。

“事情發生后，我也會想以后抓人的時候槍會不會也打到我，現在腦海里都會浮現敬忠倒地的場景，說沒有擔心、沒有恐懼是假的。

“但是你說，如果因為怕受傷、怕犧牲，你不做，我也不做，那誰來做？”

西雙版納景洪市潑水廣場舉行緝毒英雄李敬忠遺體告別儀式。

徒弟

在過去的行動中，控制毒販后，隨即繳獲毒販隨身攜帶槍支、彈藥的情況并不罕見。

“有次我們砸開毒販的車窗，把人控制住才發現，毒販的槍就放在儀表盤上，上了膛；后來審訊時毒販交待，因為我們突然出現，他沒來得及反應，否則一開槍……”老洪沒有繼續往下說。

李敬忠的徒弟，從事禁毒工作三年的何興平則拒絕用恐懼來形容自己的感受：

“會更小心、更仔細、更認真。但是我不會害怕，這是肯定的，不可能怕受傷、怕犧牲就不干這個工作，以后一定會越干越好、越干越小心。

“我和柳軍是在打洛知道消息的。從打洛到景哈140公里，我們哭了一路。

“我參與抓捕的第一起案子就在打洛，那毒販看見有人來抓，往香蕉地里跑，后面有個老民警從高的地方跳下去，踩在他背上，他往前面撲倒，槍就掉在后面，如果槍響了就很危險了。

“毒品犯罪量刑重，一旦被抓住，可能就是死路一條，所以（毒販）要拼死反抗。就算沒抓住，十公斤的案件，價值就一百萬，一百萬的東西弄丟了，他（毒販）回去沒法交代啊，肯定要跟我們拼命啊。只是不能讓他有機會跟我們拼命，沒反應過來就要抓住了。

“別看我才進來三年多，已經參與了兩百多件案子。一年到頭，天天都在跑，去打洛，一年一百趟不會少。我們大隊的車幾乎都撞爛過，一兩年車子就要開出問題，追毒販要碰撞，被別人的車撞、我們撞到別人的車都有。長年在車上觀察、蹲點，有時候一蹲就是一天，我得了肩周炎。

“早上出去到勐海、到打洛、到景哈、到勐臘，路不好，很顛簸。早的話，晚上九點、十點回到景洪，晚的話一兩點，甚至三四點。有時候回到家都不想洗澡，躺在凳子上就睡著了。

“我們有一起案子是這樣，一個兄弟和我，兩個人抓一個毒販，很用力按著他。他（毒販）力量很足，三個人拖著拖著，拖出去五六米，槍從他身上掉出來了。只要我們兩個按住他的人哪個一松手，他有機會去摸槍，另外那個人就糟了。

“所以我們辦案子的時候，不能有太多雜念，必須充分相信自己戰友，集中精力干好自己該干的，要相信另一只手不會松開。

“以前報紙上看到哪里警察出事了，但是真正發生在自己身邊，感覺很難接受，我們給忠哥送行、下葬，好像這一切都是假的感覺。這段時間也睡不好，每天醒兩三次。”

西雙版納景洪市潑水廣場舉行緝毒英雄李敬忠遺體告別儀式。

發小

2016年11月7日上午，云南省西雙版納州景洪市潑水廣場。

在廣場搭設的白色靈堂內，菊花簇擁在李敬忠的靈柩四周，靈堂正中的黑布上懸掛著他的遺相。

9點40分，8名李敬忠的昔日戰友托舉著靈柩抬上靈車，車隊緩緩駛向殯儀館。負責宣傳工作的民警章婧在車上看著沿途佇立的人群，她發現除事先通知的各部門、各單位的人外，還有許多自發前來送行的市民。他們手持鮮花、拉著自制的橫幅，有的只是安靜地站著，注目著經過的靈車。

李敬忠的好友周偉坐在送行的第五輛車里，車窗外的一切讓他覺得“懵”。那一刻，他寧愿李敬忠像過去那樣默默無聞，也不想看到眼前數萬人送行的場面：

“從潑水廣場到殯儀館至少有八公里，道路兩旁幾乎沒有空的，那家伙，一路都是送他的人。

“說實話，7號那天遺體告別儀式，是我第一次見他穿警服。他平時很低調，也很少跟我談工作上的事，偶爾說起也是輕描淡寫，今天又抓了幾個毒販、今天又繳了多少克毒品，說得好像抓人是很輕松的事。以前聽著不覺得危險，現在他犧牲了才知道，他那都是玩命啊。

“所以4號那天我收到消息還不相信，直到晚上7點去到殯儀館，我看到了他的靈柩。

“我們小時候是同村的，高中一個班，他是班長，也相當于我們的大哥。同學大小事都喜歡找他幫忙，班里組織活動，他一叫大家都很積極。

“高中那幫兄弟到現在還是這么鐵。2007年大學畢業后，高中幾個兄弟經常約。2010年敬忠進禁毒大隊，開始約不到了。每次約，‘沒空’、‘忙’，不會多說。從此我們形成一種習慣，每次都是他喊我們，但凡他約，我們就來，兩三個月聚一次，就在他家樓下，到現在為止都這樣。但他從不讓我們上他家，也從不帶老婆。我們幾個兄弟經常開玩笑說，怎么不帶家屬出來坐坐，他只會說你不要管，從不跟你解釋。

“他犧牲前一個多月，下班了打電話給我，說出來坐一下。我說我車壞了，不方便。他說我過去找你，我說好嘛，幾百年都是我去你家樓下，你好不容易來一回。就來我家樓下坐了個把小時，十點多就走了。那是我和他見的最后一面。”

在禁毒大隊的接待室里，周偉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手指抖起煙灰來和他的語速一樣飛快，仿佛生怕這些動作占去講述的時間：

“那天到殯儀館我就懵了，我覺得我們這么鐵的關系，我不會有陌生感，但出事當天到殯儀館看到這么多人，只有幾張熟悉的面孔，他爸媽、他姐姐、他姨夫姨母，其他人我一個都不認識。他老婆就結婚前和我們吃過一兩次飯，還有婚禮上見過一次。

“我們好多同學來到也是，問我誰是他老婆、誰是他孩子、誰是他爸媽。他家人、他同事，還有我們這幫兄弟，這三個圈子幾乎沒有交集。交集越多越危險，越容易把他身邊的人暴露給毒販。他很早就跟我們說，在街上跟他碰面不要打招呼，我好幾次在景洪見到他都假裝互不認識。”

李敬忠犧牲那晚，周偉在殯儀館守了一宿。李敬忠的戰友們也一夜無眠，沒有任務的在殯儀館守靈，其他人仍在緝捕槍擊李敬忠的同案涉案人員。

11月5日晚，境外追捕組陸續將潛逃出境的“11.04特大跨國武裝販毒”案3名涉案人員全部抓獲歸案，并于11月6日將犯罪嫌疑人帶回境內。周偉在殯儀館守了三天，等到7號送靈的車隊駛入殯儀館，35聲槍聲響徹云霄后，他才穿著4天沒換的衣服回家。

兄長

曾在禁毒一線工作的章婧已經轉到內勤和宣傳工作，但幾年前一線工作養成的職業病至今還有殘留。那時候她每天精神高度緊張，即使沒出去辦案，也要在電腦前分析線索，“在路上看到一輛摩托車拉著東西都會懷疑他就是拉毒的”，外地的車牌、長期往返同一地方的車輛，都在她懷疑的范圍內。

“直到現在我都懷疑一切。”但她絲毫不懷疑自己對毒販的態度，“只有痛恨，沒什么復雜的。”

1995年開始參加禁毒工作的老洪比李敬忠大16歲，他的想法不像章婧那么簡單：

“剛來禁毒大隊，對毒販的仇恨情緒比較多。現在接觸多了，發現毒販里窮兇極惡的人很多，貧窮和無知的普通人也很多，特別是對零星販毒的感觸很深。

“法律規定未成年人和孕期婦女不適用死刑，所以，有的販毒分子就故意找一些偏遠山區的孕婦，有的還帶著小孩，用錢誘騙她們，用避孕套或塑料袋裝著毒品，讓她們吞到肚子里，進行人體藏毒。

“對那些人體藏毒的孕婦，實際上還是有些同情，她們文化素質不高，不了解毒品的危害，家里也窮。看到她們帶的干糧，都是沒什么營養的東西，幾個紅薯，低檔的面團。

“而這些孕婦運毒過程中，坐車時間長、包裝不好，毒品容易在身體里泄露，會迅速致死，對孕婦來說是一尸兩命。我印象中，有兩個孕婦坐在班車上中毒了，口吐白沫，馬上送醫院灌腸、吊鹽水排毒。甚至有些人坐著坐著，就死在半路。

“有些毒販試圖用金錢和利益來拉攏和腐蝕我們。審訊時，他（毒販）就跟你說，他在哪里藏了幾百萬，或者他這張卡里面有多少錢、密碼多少，你拿去就行了。有的是家屬來，今天找你、明天找你，我們都拒絕他們。我就跟他們說，你搞這個東西，害我害單位，害我一家人。賄賂啊這個東西，肯定入獄嘛，也侮辱我們單位的名聲。”

2009年下半年，在勐旺派出所任職的李敬忠因工作優異被選入景洪市公安局禁毒大隊“以干代訓”，老洪是李敬忠的“啟蒙老師”。在同一批來實習的二十幾個民警中，只有李敬忠被選進禁毒大隊。

“敬忠犧牲后那幾天都睡不著覺，每天晚上坐在沙發上，一邊抽煙一邊看電視，其實也看不進去，就轉移注意力。看著看著就睡著了。五六點鐘醒來，發現我老婆已經起來把電視關了。

有時候一個人來到辦公室，覺得事情好像沒發生一樣，敬忠還坐在我對面。現在只有我和其他兄弟帶著他的遺愿繼續干下去，什么時候沒毒販了，什么時候就換個崗位歇歇。”

6年來，兩人一直坐在對方的對面辦公，也一起辦案。

“我們發煙都是丟過去，經常害對方到地上撿，但敬忠從來不吭聲，就是我說他。后來他很細心，每次都扔拋物線，每次都落在同一個位置，就是落在這里。”

老洪的手指在桌面鍵盤前的位置敲了三下，笑了笑。這個拋物線的習慣保持了6年。

“這個細節，你能體會嗎？”他睜大布滿血絲的雙眼。

這已經不是老洪第一次經歷徒弟犧牲的悲痛。

2012年2月23日，曾參與境外“10·05”湄公河案件偵查任務的緝毒民警、原西雙版納州公安局禁毒支隊情報調研大隊副大隊長柯占軍，在與戰友抓捕藏匿在景洪市大曼么小區的毒販時，身中兩槍犧牲。當年2月26日，柯占軍的遺體告別儀式在景洪市勐泐文化廣場舉行，近10萬人為柯占軍送行。

“柯占軍犧牲那天，當時我正在吃飯，我們大隊長給我打電話，說你趕快到大曼么小區。他那個語氣跟平常說話不一樣，我感覺有事，放下碗，去那個地方一看，我們當時的公安局局長在那里指揮交通。我心想絕對是出天大的事情了，馬上停車跑上去，救護車剛剛把柯占軍拉出來。

“柯占軍他們支隊叫我去審潘文（槍殺柯占軍的主犯），叫我挑人一起去，我就挑敬忠。那個潘文我發煙給他、拿水給他喝，等他情緒平復下來，慢慢跟他聊，進入審訊工作狀態。”

從下午4點半到第二天凌晨3點多，持續十多個小時的審訊中，柯占軍犧牲前的場景被一點點還原：柯占軍進入毒販的房間后，與毒販鄧雙軍扭打，潘文持槍向柯占軍的腹部開槍射擊，柯占軍受傷后，鄧雙軍上前踢打，柯占軍緊緊抱住對方的腿，鄧雙軍搶走他的警槍，又朝他頭部打了一槍。

老洪記得，審訊時，聽到戰友犧牲的經過時，一向沉穩的李敬忠忍不住沖毒販發起火來，被他勸住。

后來，柯占軍因肝破裂和顱腦損傷死亡。鄧雙軍在逃跑過程中開槍拒捕，被民警當場擊斃；潘文一審、二審均被判處死刑，死刑已在今年26日上午10時執行。

4年多過去，老洪又送別了李敬忠。遺體送別儀式結束后，景洪市連續下了近一周的大雨。

11月14日，天氣突然放晴。這天是李敬忠的下葬儀式，他的遺體葬在景洪市勐龍烈士陵園，墓碑立在柯占軍的墓碑旁。

老洪看著柯占軍的墓碑，聲音發顫：“柯占軍，敬忠在你旁邊，你照顧他一點。”